《牛来》与手的痕迹

一部完全未使用人工智能制作的中国动画,从被嘲笑的边缘作品变成文化现象。从互联网“抽象”、手搓到对“活人感”的需要,当不完美开始成为人类痕迹时,我们究竟在辨认什么?

·Martín González Senosiain

海报承诺的是另一部电影。水墨、山峦、留白,还有一头披着红色斗篷的牛。银幕亮起之后,出现的却是粗糙的三维模型、僵硬的动作、平面的材质,以及一些仿佛暂时忘记了物理规律的角色。

动画电影《牛来》于2026年8月5日在中国上映,几乎没有任何宣传。信雨萌和母亲孙丽芳远离大型制片体系,花了五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信雨萌承担导演、制片、建模、动画、剪辑和配音等工作,孙丽芳参与编剧和配音,并创作了片尾曲。这并不是“一个人拍电影、母亲在旁帮忙”的故事,而更像是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家庭作坊。

上映前九天,《牛来》累计票房只有7169元,观影人次仅236人。这一数据来自猫眼专业版,后由中国新闻网报道。影片看起来很快就会从院线消失。转折却恰恰来自它的缺陷。影院盗摄片段、角色互相穿模的截图、奇怪的动作和令人错愕的对白开始在网络上传播。嘲笑逐渐变成好奇。8月14日至15日,全国日排片从21场升至359场。新京报甚至采访到驱车30公里前来观看的观众,只为亲眼“见证历史”。

五天后,路透社已经把它描述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化现象。迷因、周边、装扮和满场观影共同出现。截至8月20日,影片累计票房已超过400万美元等值人民币。路透社还注意到,一部分讨论开始把《牛来》理解为年轻观众对过度精致的营销和AI生成内容的一种轻松反抗。Reuters

这个解释很诱人。在被AI图像不断填满的视觉环境里,人们似乎开始奖励一部不完美的电影,因为它的缺陷证明了背后有真实的人。这种理解并非没有道理。但在中国,《牛来》的故事最初是由另一个词启动的。

抽象与打破剧本的快感

《新京报》说,《牛来》是靠**“抽象”**出圈的。

这里的“抽象”当然不是西方艺术史意义上的抽象艺术。在中国互联网语境中,它逐渐成为一种对荒诞、失序、过度和强烈违背预期之事的命名方式。

这种互联网文化在近年的谱系通常会追溯到斗鱼直播生态,以及2015年前后围绕6324直播间和“抽象工作室”形成的亚文化。虎嗅早在2018年就记录过,这个由直播、内部笑话和集体造梗组成的小世界,如何把“抽象”扩散到最初社群之外。

某样东西之所以“抽象”,往往不是因为它单纯很差或很怪,而是因为它对预期的破坏已经强烈到足以让这种破坏本身产生集体快感。人们享受的是短路。

《牛来》几乎像是无意间为这个世界而生。商业院线电影通常默认一套协议,包括流畅的动画、视觉连续性、声音同步,以及宣传物料与正片之间起码的协调。《牛来》一次又一次违背这些协议。它越不像一部“应该在影院上映”的电影,就越有人想亲自确认它究竟能离谱到什么程度。

至少在最初,很多人并不是为了捍卫人类创作、反对AI才进影院。他们去看,是因为它足够“抽象”。价值判断的变化发生在之后。

手搓与亲手做出来的东西

随着制作过程逐渐被公开,同样的缺陷开始获得另一种意义。《牛来》周围出现了**“纯手搓”**这个说法。

“手搓”原本就是亲手制作的动作感,在当代中文技术语境里,它也常被用来形容那些没有依靠大型基础设施和自动化流程、靠个人一步步做出来的数字作品。这个说法并非因《牛来》才出现。在电影上映前几周,中国作家网刊文讨论“手搓”重新获得文化价值的现象,把它放在标准化、流水线和算法生产的对面。文章并没有把不完美本身神圣化,而是强调偏差、即兴和制作过程有时会留下人的痕迹。中国作家网

在《牛来》的情境中,“手搓”尤其具体。信雨萌在影片爆红前的一次采访中解释,制作预算无法支持专业设备,因此部分硬件来自闲鱼等二手平台。设备并不稳定,制作过程中有零件损坏,甚至出现过主板烧毁。该采访全文于8月18日由同花顺财经整理发布。

技术上的粗糙并不是一种事先设计好的风格。它首先是制作条件留下的可见痕迹。僵硬的动作依然是僵硬的动作,角色穿过另一个角色依然是技术错误,但这些错误不再只告诉观众“哪里做坏了”。它们开始透露“这是怎样做出来的”。五年、两个人、自学、有限的工具、不断重复、修改和投入的时间。

不完美由此开始成为一种痕迹。

活人感与具体的人

还有一个中国语境中的词能更准确地描述这种变化,那就是**“活人感”**。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那些仍然带有自发性、具体差异、可辨认情绪和生活痕迹的内容或人物形象,它所对应的另一面,是越来越脚本化、滤镜化和标准化的数字文化。

更重要的是,把“活人感”与《牛来》联系起来并不是我们从外部强加的解释。2026年8月18日,也就是影片刚刚爆红几天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数字传媒学院的古珍晶在《文化软实力研究》发表了文章《“活人感”如何实现电影艺术疗愈?——以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动画电影〈牛来〉为例》,直接用“活人感”分析这一现象。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分。“活人感”并不等于粗糙,也不等于业余。它产生于受众对具体主体、生命经验、生活痕迹和非工具性创作动机的感知。古珍晶尤其关注这样一个变化。人们最初评价的是作品,后来逐渐开始关注创作者本人及其生命经验。

这让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描述《牛来》。最初因为猎奇走进影院的人,后来知道了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如何用了五年时间把电影做出来。判断的重心开始从结果部分转向过程。影片不再只是由一批有缺陷的图像组成,它同时变成了一段劳动史。

真正重要的不是“差的东西更像人做的”,而是制作这件作品的劳动史重新变得可以感知。

一部需要一起看的电影

一部病毒式传播的电影,并不只是因为很多人观看就会成为文化现象。人们如何观看同样重要。《牛来》的大量片段在网上可以免费观看,但越来越多人却专门前往影院,希望与陌生人共同经历它。

在满场的放映厅里,奇怪的停顿会引发集体笑声,技术失误会引来即时评论,熟悉迷因的人会提前等待某些场面。之后,照片和视频再次回到社交平台,形成新的参与层次。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用communitas讨论某些短暂而强烈的共同体经验,在这些时刻,日常关系会暂时发生变化。

没有必要把观看《牛来》说成一种完整的仪式,但其中确实能看到类似机制。观众并不只是观看电影,而是在社会意义上共同“执行”它。因为缺乏正式宣传物料,一些影院临时手绘海报。装扮、迷因和周边很快出现。电影开始同时存在于银幕上的数字文件和观众围绕它进行的行动之中。

看过《牛来》之后,人们可以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我也在那里。

技术同样有身体

这种对痕迹的阅读,并不只属于数字文化。马塞尔·莫斯曾指出,技术与学习、重复和传承动作方式的身体密不可分。蒂姆·英戈尔德后来强调,制作本身就是不断回应材料、工具、困难和可能性的过程。阿尔弗雷德·盖尔则提醒我们,面对物件时,人会从中推断出行动者及其能动性。

这些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错误有时不再只是噪音。《牛来》的多边形当然不会真的保存创作者的手,但影片的接受史说明,观众能够从这些缺陷中读取决定、限制和坚持的过程。

岩壁上的一只手

早在电影、像素和生成模型出现之前,另一些图像保存了身体与表象之间更直接的关系。如果要把《牛来》和旧石器时代洞穴艺术进行比较,首先必须避开一个误区。阿尔塔米拉、肖维或拉斯科的艺术并不是“粗糙的艺术”。许多动物形象表现出对运动和形态的惊人理解,岩壁的起伏、裂缝和体积也被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纳入图像。

因此,《牛来》和洞穴艺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种不完美”的相似,而是痕迹

许多旧石器时代洞穴里都有负形手印。一只手放在岩壁前,颜料被喷洒到周围。手移开之后,轮廓留下。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手印当时的意义,考古学也提出过很多不同解释。但有一点更难否认。一只手曾经在那里。

从符号学角度看,这是一种通过接触形成的索引。图像和参与制作它的身体之间存在物理关系。《牛来》属于完全不同的物质制度。在信雨萌、孙丽芳的身体与银幕上的图像之间,是电脑、键盘、软件、三维网格、渲染、数字文件和完整的院线基础设施。

它的错误不是身体直接留下的印记。它们更像是过程的索引,让人有可能重建一条由行动、限制、学习和选择组成的链条。

旧石器时代的手真实地贴近过岩壁。《牛来》背后的那双手则需要被推断出来。

玛丽亚·伊莎贝尔·罗德里格斯·洛佩斯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的材料在这里尤其有帮助,因为它提醒我们把比较留在物质和技术层面,关注岩壁、三维性以及不同解释之间的张力,而不是把洞穴艺术简单浪漫化。

当完美不再告诉我们制作过程

很长一段时间里,图像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消除不规则。噪点、颗粒、跳帧、接缝、光照错误和不够流畅的动作都被视为需要克服的问题。要获得技术上非常完整的图像,通常意味着资源、专业知识和大量时间。因此,图像质量也会间接透露制作过程的规模。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层关系。如今,一张视觉上高度复杂的图像可以在几秒钟内出现。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定没有人的参与,也不意味着AI必然会产生更好的图像。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仅仅观察最终结果,越来越难推断它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

图像正在失去讲述自身生产历史的能力。《牛来》恰恰相反。它的技术局限让人能够想象使用过的工具、学习曲线、投入的时间和坚持。缺陷仿佛变成了可见的元数据。

技术上的粗糙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风格,而是制作条件留下的可见痕迹。

真实性也可以被学会

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就会过于舒服。人类学早已注意到,当某样东西被识别为“真实”时会发生什么。迪恩·麦坎内尔讨论过对真实性的追求如何反过来制造“舞台化的真实性”。戴维德·格林伍德也研究过,一项文化实践一旦因为“真实”而具有消费价值,它本身就可能因此改变。

《牛来》已经进入这一悖论。临时手绘海报最初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影片没有成熟的宣传体系。随后,这些海报本身又成为吸引力的一部分。周边、模仿和围绕片名的投机都开始出现。路透社甚至记录了与“牛”这一符号相关的市场情绪和股票波动。

自发性开始变成风格。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用来判断“有人在场”的那些特征,也可能经历同样的变化。如果某种不规则因为看起来真实而具有价值,就会有人主动生产这种不规则,其中当然也包括使用人工智能。

当机器也学会留下痕迹

《牛来》并不能证明人类艺术战胜了人工智能,也不能证明人们更喜欢技术上更差的作品。它所显示的东西更加暂时,也更加有趣。当视觉上的完美越来越充足时,制作过程留下的一些痕迹正在获得新的价值

一个停顿、一条接缝、一种家常的声音、一个没有完全对齐的多边形。人们会由此产生判断——“这像是某个人做出来的”。

但这种判断只有在这些迹象还不容易伪造时才有效。生成模型已经能够制造胶片颗粒、失焦、看似自然的笔触、偶然的运动和整套“不完美”视觉语言。它们也可以学习“抽象”的惯例,模拟“手搓”的风格,并生成专门用来制造“活人感”的内容。

到那时,问题就不再是我们能否区分完美和不完美的图像,而会变成另一件事。

当人的痕迹可以在没有人的情况下被制造出来,我们要如何辨认人的在场?

手的痕迹

旧石器时代的负形手印拥有一种数字图像已经失去的东西。它不需要“看起来像人”。一个身体确实在那里,岩壁保留了这层关系的一部分。

《牛来》处在更加暧昧的位置。它的人类性并不由身体和媒介之间的直接接触保证。我们通过缺陷去重建它,也通过证词、传记、劳动时间,以及对参与制作的人所掌握的信息去重建它。这或许才是这个奇怪现象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重要的不是把《牛来》说成“今天的阿尔塔米拉”,也不是把粗糙的三维动画等同于旧石器时代图像。它们更像是把我们放在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在洞穴里,在场被附着在物质载体上。在生成图像里,载体本身几乎不再能保证什么。在二者之间,《牛来》是一部数字电影,它暴露出的接缝仍然让人能够想象一条返回创作者的路径。

几十年来,我们要求技术抹掉制作过程的痕迹。现在,它越来越擅长抹掉这些痕迹,我们却开始重新寻找它们。

一张图像必须保留什么,我们才会相信有人曾经经过这里?


人类学与考古学参考文献

《牛来》与中国数字文化资料